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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刘钊同志是同龄人，他比我大几个月。我与他还是同事，一同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了50多年。我与刘钊同志的合作，就是在拍摄电影《早春二月》，他饰演方谋这一角色。

（按：这两封信发表于2006年4月20日的《青年周末》）

　　当明星们为自己的话语权疲于奔命，当人们已似乎淡漠了与名人对话的兴趣，当名人博客不知何去何从……一位八旬老人开始了“前浪”赶“后浪”的游戏——谢铁骊开博。
　　我们不知道这样一位影人前辈为何心血来潮，我们也无法预测他能否在这一批批壮年明星相继倒下的博客战场上有所作为，我们只知道，他不惧风险地上来便公开了极易招来非议的与李琳的“幸福”照片。他，电影版《红楼梦》的导演，至今童心未泯……

谢导，您好！

　　如果没记错，我上次见到您是在2003年首届中国电影导演研讨会上。现如今一晃两三年了，没想到再次与您联系竟然是因为您开博客的事。我曾犹豫再三，是否要打扰您，但看到您在博客里兴致勃勃地不断留言撰文，觉得反正写博客也是写，回信也是写，索性还是给您去封信吧。
　　是这样，您在新浪开博，已近十天，点击率也愈10万。我有这么几个问题：首先，想您应该知道不久前关于名人博客的论战已经打得头破血流了。这其中，有的是针对某一话题，互相攻击，如“寒白之争”；有的是针对明人博客是否属于媒体发展进程中的进步形式……而您在这一片纷争中，不管不顾，毅然开博，不知为了什么？您有没有考虑过，假使忽一日，刻薄的网民将矛头指向您……反正现在一些身强力壮的适龄壮年亦如高晓松等都讪讪地退出了。
　　您还别不信，恕我模仿部分网友的话语风格，他们很可能就会说：“您这么大岁数了赶什么潮流呀？”“连高晓松都让我们给灭了，您还……”再比如，您登出来的那张照片：去年您参加“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暨谢铁骊从影55周年”活动，李琳突然冲出来“附送”给您的亲吻“寿礼”。这样的照片，一旦您有点什么事出来，这东西肯定会成为攻击对象，难听的话一箩筐一箩筐的，我也不想学。最近吴若甫和比他小二十岁的女朋友一出场就遭到无数攻击，杨振宁和他28岁的妻子被网友骂得最后都病了，都是例子。我反正是为您担心。尽管我们襟怀坦荡，但我真想劝您——名人博客这东西，怕是您玩不起呀。
　　对了，我看到有人在您的博客里留言，问了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不久前，电影频道还在播您导演的电影《红楼梦》，那确实是一个经典，但今年有几项重拍《红楼梦》的剧目在报批，不知您有何看法？您觉得重拍的《红楼梦》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您对刘心武重解《红楼梦》怎么看？他最近好像又要在纽约开讲座，而且好像还是要先从秦可卿“下手”……
　　版面有限，过多问候的话就不多说了，只盼您再多出作品！祝好！

　                                                 　郑叶
                                             　　2006年4月16日

《青年周末》郑叶同志：

　　首先，感谢你们对我这个老人的近况还这么关心。并且，对于你们能以写信的形式来进行交流采访，我是十分欢迎的，而且还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对于你们来信中所提的问题，我下面逐一做个简要回答。
　　博客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我最初是从电视的相关报导中听说的，比如某某的博客突破千万了。但说实在的，对其内容是个什么样子，还是很模糊的。具体到我在新浪开博客的事，是有一天我的长外孙王孺童先跟我提起的。对此我从本心也谈不上愿意不愿意，因为毕竟我对博客不甚了解、知之甚少嘛。但后来又为什么同意开呢？主要也让大家知道，像我们这样八十岁的人，也还是能够与时俱进的，在思想上还是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的。
　　对于在博客中，广大群众发表的一些评论，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好歹发表意见的人都是看了你博客的人，都是关心你的人。两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矛盾，争吵进而打架，事情完了也就完了，不会产生其它什么后果。而作为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发生矛盾，进而互相你来我往，这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矛盾了，它会带来相应的社会影响的。正如你们在来信中所提的事情，虽然来龙去脉我并不清楚，但将几个人之间的矛盾，扩大到广大网民互相的攻击，确实有失妥当。
　　当然，反过来说，网络是一个高科技产物。尤其博客，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可以界定为一种新出现的文学表现形式。不过，最重要的是都应该文明上网，争取构建网络和谐。就我开博这几天，广大热心网友发来的评论和留言，大都是对我的谬奖，其中批评的也有，但捣乱的很少。说明我这个老人网缘还不错，也托广大网民抬爱。前不久在我的博客中，关于李琳给我祝寿的文章和照片，之所以能够放上去，是因为那张照片已经在媒体上也不是没登过，也就没什么忌讳了。
　　关于现在很多媒体关注的重拍《红楼梦》的问题，我认为一部文学名著，不是一次或是一种表现形式，就能够将其完整展现的。就拿《红楼梦》来说，有香港拍的、有早期周璇参加演出的、有越剧的、有电视剧的、有电影的，诸多影视作品，有谁敢说哪个是最好的？关键问题在于重拍的目的是什么，秉承一个什么态度来重拍。像前不久关于重拍红色经典的大讨论，就涉及这一问题。如果不是为了弘扬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而是出于什么其它目的，不能忠实于原著的精神，那我认为就没有什么重拍的必要，而且更不能重拍，因为很有可能会破坏和歪曲原著的意旨。如果将来真要重拍《红楼梦》的话，我希望参与工作的主创人员，能够好好领会原著内容，将这部伟大的作品，更好地奉献给广大电视观众。

                                                  　　谢铁骊
　                                               　2006年4月17日

他是中国著名导演，《暴风骤雨》、《早春二月》、《智取威虎山》、《红楼梦》等等几十部优秀电影均是他执导的作品；他担任了？年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走过新中国电影的整个发展历程。谢铁骊，这位被江青称作红小鬼的电影导演，是文革中没有停止电影创作的少数导演之一，八部样板戏中有五部是他的作品。

　　鲁豫：我看您行动什么的，都挺好的，看不出来年纪。

　　谢：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一个星期没出去，不是有毛病了嘛，休息。平时我一天走这么五千步，六千步也没问题。

　　鲁豫：您是个挺多产的导演，我刚才看了看您的作品的目录，就是年表，我算了算大概有22部。
　　谢：那按节目算，要按部头，卖给电影院，有30多部。

　　由于战乱，这位从影40多年导演的学历只是小学五年级。谢铁骊的整个青年时期都在部队度过，他所受到的各种教育，也都是部队给予的。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年轻的谢铁骊已经是新四军十旅文工团团长。

　　谢：我当文工团团长才19岁啊，这个还有个笑话。当文工团团长的时候，司令部派通信员下紧急移动通知，我就靠在门口，通信员来，你们团长呢，我说干什么，我的意思你跟我讲，他就朝里走，看，我说我就是团长，他还不相信，我年龄几乎跟他差不多。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急需一批共和国的新电影人。1949年底，中央组织部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全国各个军的文工团抽调三名文艺骨干进京，谢铁骊就此走出军队，步入了中国电影界。在做过《林家铺子》的副导演之后，他顺利执导了电影《无名岛》和《暴风骤雨》。就在此时，谢铁骊开始考虑改编《早春二月》剧本，也是这部电影，让他的导演生涯走上了坎坷路。

　　鲁豫：从哪部戏开始您挨批呀？

　　谢：《早春二月》第三部啊。

　　鲁豫：第三部就开始了？

　　谢：大毒草啊。

　　鲁豫：这第三部是第一部您自己想拍的，是不是？

　　谢：是我自己改的剧本。

　　鲁豫：也是您自己真的想拍的，不是说让你来拍。

　　谢：不是任务。

　　鲁豫：为什么呢，这个小说怎么吸引您？

　　谢：让我讲讲过程，好。当时我《暴风骤雨》在新侨会议，61年的新侨会议上放映，反映比较良好，这个时候厂里为了好像奖励我似的，让我带着家属到北戴河疗养，疗养，我没有疗养过，是不是，我就带着一摞书去看书，这个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些作品。最后我就感觉柔石的《二月》可拍。我大概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把它改出来，改出来以后厂里一看，还可以，可以拍，这个时候就确定演员了，确定孙道林演男主角，谢芳刚拍了《青春之歌》，让她演女主角，把谢芳呢从武汉调过来，她还在武汉歌剧院，这时候她刚生了孩子，身体有点消瘦，我们厂里呢，让谢芳到北戴河去疗养，让她吃好，把身体能够。

　　鲁豫：增肥。

　　谢：强壮一点，增肥一点。正好在这个时候碰到夏衍同志也在北戴河休息，碰到谢芳了，哎，说你怎么来了，她说有一部演让我来演，什么戏呀，她说《二月》。夏衍说，你《青春之歌》刚拍完，全国印象蛮好的，你不要随便接戏呀。这个一下谢芳就有一种紧张了，赶快把那个剧本就送给夏衍同志去看，夏衍同志一看了以后呢，谢芳带着一个担心的心情去见他，他说这个本子改得还不错，这个角色你可以演，哎哟，这下谢芳心里踏实了。从这开始，《早春二月》的剧本一直到分镜头，那真是夏衍同志花尽了心血来扶持这部电影。

　　鲁豫：这个名字什么时候从《二月》改成叫《早春二月》的呢？

　　谢：原来叫《二月》，夏衍同志后来在我第几次修改的时候，他给我一个条子,他说这个，剧本我看了，我改了一些处，另外感觉这个名字，最好加早春二字，《早春二月》，这样子人家容易明白一点，也响亮一点。《二月》它就意思有春寒，但是春天指得不够，我《早春二月》，既有春天来到的希望，又有春寒的参与，他这个改的是名字是相当好的。

　　1962年，中国略微从经济的困难时期与狂热的政治运动中缓过气来，文艺界也稍稍有了喘息之机。一些电影工作者恢复了创作活动，并拍摄出一批具有相当水准的电影作品，《早春二月》就是这样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精品。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大写十三年”已经开始流行，谢导在此时选择这样一个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徘徊探索又充满人情味和人道主义题材的电影，必然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谢：我在苏州拍外景的时候，我老伴儿王霞就给我写信了，她说现在中央提出阶级斗争了，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我当时就傻了，我觉得没有阶级斗争啊，当时我就思想斗争了，但是我有一个信念，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已经快，拍得差不多了嘛，外景我一定要把它拍完，我坚持把它拍完才回北京的。

　　《早春二月》讲述的是20年代江南小镇的一段故事。青年教师萧涧秋，对镇上穷苦的寡妇文嫂很同情，同时又爱上了我行我素的地主小姐陶岚。出于怜悯，他决定讨文嫂为妻，却招来非议，文嫂投河自尽，萧涧秋离开芙蓉镇，而陶岚也追随他去。这部电影通过萧涧秋和陶岚这两个极富魅力的形象，大胆地展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之处。1964年，电影制作完成之后，交由上级文化部门审查，由于主题情节背离了当时的政治要求，电影在审查过程中引出了各种争议。

　　谢：《早春二月》完成以后，最后请审查，这个审查呢，除了我们厂领导，夏衍同志，陈光美同志都到了，另外矛盾同志，文化部领导，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管电影文艺的周阳同志到了，当然夏衍同志不用说了，他一直在扶持，沈部长，矛盾同志也认为这个拍得还不错，那个时代的氛围什么，感觉都还不错，这个时候我心里还有点暗暗高兴。我心里就好像有底了，最后周阳同志发言了，他说我不赞成这部电影，我一下就蒙了一下，他说这个完全是宣扬了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周扬来句这个。一下大家都愣了，这个意见那当然根据中央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的了，这个看得高啊，是不是，后来就不欢而散了，而且就是说，那你们想办法要好好修改吧。就改了，就拍，再拍。拍，我还补了镜头，还没到三分之一呢，突然通知，你不要补了，镜头一个也不许动，这下我。

　　鲁豫：这谁说的？

　　谢：领导方面啊，可能中宣部下来了。镜头一个也不许动。我心想，一个也不许动，这个什么意思呢，不祥之兆啊，后来明确了，按原来这个样片拷贝，进行批判。周阳同志后来病了我看他的时候，他主要当时已经知道中央的那种精神，就认为影片里面不少“大毒草”他已经知道了，那么尤其是在康生同志跟《人民日报》就讲，说是毛主席批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他说，《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应该批判，你们放映，不仅在大城市，中小城市，也可以上演，把这两部修正主义的材料公之于众。哎呀，我一看呢，这就完了这是。这个《人民日报》发表，而且说是毛主席的指示。所以一个也没有改。后来，对我就应该说是很宽容的了，就让我做一个检查，在小范围以内的，周阳同志亲自参加，我就检查吧，就是我这个思想，有资产阶级思想，什么，就从这个根上挖吧，背叛了无产阶级，就检讨嘛，那你怎么办呢。检讨中间，那个全国的大报纸，每到礼拜天，都有整版的批判《早春二月》。

　　这部电影被当时掌管文化的康生宣布为"大毒草"，他组织几十篇文章在报刊上连连围攻这部电影，批判长达8个月之久。《早春二月》在全国57个城市放映，供全国人民批判之用，当时在全国吵得沸沸扬扬。这种批判一直到70年代末才被彻底清算。1983年，《早春二月》获得葡萄牙第12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

　　谢：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跟人开玩笑，我说要是没有这个红头文件啊，《早春二月》没有上演这么广泛。

　　鲁豫：票房这么高。

　　谢：哎。哎呀，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幸亏我没改。

　　鲁豫：为什么呢？

　　谢：一改呀，我这个片子的完整性就支离破碎了。

　　1964年，北影场为了挽回《早春二月》的“过失”，决定将当红极一时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搬上银幕，作为“国庆献礼”的重点片。谢铁骊导演了这部电影之后，又接到一个新任务——拍摄《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当他为这部纪录片全国各地拍素材的时候，突然接到厂里通知，停止拍摄，立刻回厂进行学习。文化大革命就此爆发了。

　　谢：回来不久就把我们集中到社会主义学院，我一看，哎哟，连夏衍同志都在那，李伯昭，夏衍，都在，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要在我们文艺上怎么来检查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但是在这学习不久，就告诉我们回厂，回厂好了，就成了一场闹剧也好什么的，都给我们糊的高帽子，身上什么穿着纸衣服，挂着牌子，那么进厂的，就现在那个奥斯卡奖那个红地毯，那么进厂的。我还算不错，牌子还比较轻，拱那个低洞，因为我那个也瘦，也年轻，我一下就拱过去了，没挨什么打什么的。

　　鲁豫：拱什么东西？

　　谢：他搭一个横摆着一个洞，要拱过去。

　　鲁豫：就必须要很低地钻过去？

　　谢：啊，你要钻不过去，好多人就胖，就钻不过去，后边那个皮带就抽啊，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我们就算是黑帮啊，就等于半，集中了，集中住，不许在家里住。来了工宣队，来教育我们。我记得工宣队第一个给我个下马威，就是我带一个茶杯，喝水的那个，啊，开会你们还喝水，什么作风，有工人阶级那个气派吗？我们赶快把杯子就收起来，不喝就是了。

　　鲁豫：回到厂子，戴上高帽子，洞都钻了，拍片子权利。

　　谢：没有了，都集中学习了。礼拜天，礼拜六放回家，礼拜天就要回那个，我们每天干吗呢，叫倒煤，真是倒霉呀，把几吨煤炭卸下来。

　　谢：把几吨煤倒到那边去，倒了两三天才倒过去，到第四天呢，再把那边的煤再倒回原地。

　　鲁豫：干吗呀？

　　谢：让你劳动啊，也没有什么农活干，就让你劳动啊。

　　鲁豫：让我干点有用的好不好？

　　谢：当时没有啊。

　　鲁豫：就是折磨人。

　　谢：就是让你，折磨你，我们后来说，今天干吗，倒煤，就很谐音的，跟倒霉谐音。现在讲，我对文化那段，回忆起来，我就感觉有种喜悦的感觉，我并没有什么这个悲痛的感觉。

　　鲁豫：在倒煤的时候也没有悲痛的感觉？

　　谢：没有，有说有笑的，倒煤，一看工宣队来了，就闷头倒。这里我还可以讲两个趣事，文化大革命的。林子风，知道这个大导演，比我们年长。我们黑帮管理组，他执勤，每天就让我们排队，喊立正，稍息，怎么走，奔食堂去。他手里捧个药盒，这个药盒里面有碘酒，有纱布，有什么东西，为什么呢，害怕红卫兵打伤了赶快医治，他捧着这个盒喊立正，立正，向右，赶快改，向左看齐，一看向右可不得了，那时候对右太忌讳了。向左看齐，我们向左看齐。向左看齐向前看，我们都做了，但是我们那个食堂啊，在我们右边那个方向，他怎么走呢，这个左转弯齐步走，我们绕一个圈子走，不能右走。哎呀，你说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们倒也没有笑，他也很严肃。

　　鲁豫：反映够快的。

　　谢：他说向右，哎，向右了。这是一个事。另外一个，红卫兵来了，把我们这几个黑帮几个稍微有一点名人，就排一队，第一个是崔伟，他块头又大，我们在后边，红卫兵要一个一个来讲自己的罪行，我们都弯腰弯的，虽然要90度，但是我们弯不到90度，70、80度弯着。崔伟就讲，讲我怎么这个炮制大毒草了，我怎么，就帽子一顶一顶戴，一顶一顶戴，最后我们这个受不了了，是不是呀，到我的时候，我就很简单了，说你不说你罪行我说我炮制了大毒草《早春二月》，就这一点？我说就一点就该罪该万死了。他也没话说了红卫兵。到家了，你说我还有几点呢。回到黑帮管理组，我们都围攻崔伟，哎，我们说你说那么长干吗，我们腰快折了，所以人的性格有意思，崔伟，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事少怎么能行呢，他还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感觉，你说，在当时你没有辙，我还可以讲一个笑话。当时我们念那个歌，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先是谢天来教，没教两下崔伟说，你这教不行，你下来，他上去了在那教。你说到什么时候了，所以现在想起来都有种喜剧的感觉。

　　1967年是谢铁骊在“牛棚”里的第  年，此时江青为了把样板戏搬上银幕，开始物色创作人员。虽然谢铁骊的《早春二月》曾被作为“大毒草”全国批判，但其艺术价值仍然存在，加上谢导“清白”的政治历史，于是被江青选中，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参加“革命样板戏”的拍摄。

　　鲁豫：作为黑帮，后来拍样板戏这么红的任务，怎么能交给黑帮来拍呢？

　　谢：就是，我就跟你讲这个原因。他们就准备拍样板戏了，拍成电影当然要电影导演了。江青看过《早春二月》，尽管她批，她认为好像那个艺术上还是可以的，另外就了解我这个历史，我跟上海不沾边，如果我沾边，沾一点上海的边，她就不会用了，她这个人真是，就怕人家知道她上海那个老底，一看，我是从小就是新四军，从来没到过上海，所以她这样才启用我。所以有时候她喊我红小鬼，是这么来的。

　　十年动乱中，中国电影也在劫难逃，“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就是文革中中国电影状况最为可悲的写照。样板戏是文艺工作者长期探索创作的成果，江青将此占为己有，并把文艺创作和政治斗争等同对待，形成一套僵化的模式，在文化上实行专制。1967年——1976年，一共拍摄了8部样板戏。

　　谢：第一部就《智取威虎山》，那我们就努力拍吧。这不就是一个舞台纪录片吗，要按我们说，最多我一个月就把它拍下来，好家伙，这个几乎拍了两年。你拍拍，刚送去样片，不行，不行，再拍拍，又送样片，又不行。这个里面我斗胆地顶过江青一次，那个时候不是有意识的，江青说，你们到东北去嘛，看看那个大森林嘛，选选大森林做背景嘛，大的树，雪，我只觉得，我说哎呀，那个杨子荣那个马鞭子要不要啊，那么大雪景那要是不是真骑马呀，他把我一句话愣住了，愣了几秒钟以后说，我让你们试试嘛，这就回答我了。所以后来到东北找了半天，也没解决问题。

　　鲁豫：这过程当中江青还提了一些什么意见呢？除了建议你们去东北看看雪景能不能拍以外，她还提了什么意见？

　　谢：每次样片都提意见啊。她要求啊，就是打这个光啊，像杨子荣出场这个光的亮度要足够，什么“坐山雕”就暗得很；我仰敌俯，就是拍我们英雄要仰拍，高大嘛，拍第二个，俯拍，叫我仰敌俯；另外一个，我正敌侧，就是一般拍我们在舞台中心拍英雄人物，“坐山雕”都在侧面，你没看“坐山雕”从来没有在中间坐，就闹个笑话。最后不是总结了一下嘛，李文化又加了一句是，我胜敌败，这句话了。我明敌暗，我仰敌俯，我正敌侧，我胜敌败。

　　鲁豫：她关心的东西都挺细的有的时候，包括像电影的服装她都会管吗，像《智取威虎山》她要管吗？

　　谢：她都管，什么都管。首先，对了，她影片前头有个绿，要出绿，特别强调出绿。

　　鲁豫：绿颜色，为什么呢？

　　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喜欢绿呀，出绿，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弄一点绿东西，弄一点绿，你不能弄我打绿光啊，你打绿光不是正面人物打绿光成什么了，就是这个要翠绿。关于翠绿我们也折腾好几回。

　　鲁豫：哪一部戏是谁直接来传达江青的意思，比如说拍《智取威虎山》？

　　谢：那我们都直接听了，都把我们找了去，什么时候一打电话就赶快去，大部分在钓鱼台，有一次这个晚上已经大概七八点钟了，要我们到大会堂哪个厅。怎么去，也没有车啊。我骑自行车那要什么时间赶到，正好还有一辆卡车，我就让卡车开吧，我坐在司机旁边，卡车开到人大会堂，那你怎么办啊。比如说她到我们小关北影厂，那次我们都放假了，她忽然心血来潮到我们小关那个制片厂一看，那个道路到小关那个路很难走的，最后她的结论，这个鬼地方，不要在这了，重找个地方吧，因此北影厂后来才用的原来的测绘学院那个地方盖的棚，就是现在北影厂那一片，这是她的命令，她的指示，就她去了一趟就说这个鬼地方。

　　在江青文化高压的政策下，这部拍了两年的样板戏在审查中也只是侥幸才过了关。

　　谢：那次《智取威虎山》拍了两年，最后审查的时候，幸亏周总理去了，叶帅去了，这些高层领导。

　　鲁豫：审查通过那个过程当中，两派之间的意见是挺尖锐的吧？

　　谢：没有怎么尖锐，但是我讲一个趣话，趣闻，这都是高级领导层。那时候除了毛主席跟林彪没去以外，其他当时的领导层几乎都去了，江青没出场，她的习惯呢，一把专门的椅子，这个腿她要翘起来的，有一个毯子罩着，那么预先就放好了，凳子放好了，叶帅进来，叶帅跟大家打招呼以后，开了一个玩笑，哎，你们到这来坐吧，就指着江青那把椅子，你们为什么不到这来坐，啊，他过去了，我当时一下我都笑了，叶帅开的一个玩笑，后来江青，总理，就进来了，就坐下了。这个在看完戏以后，全体鼓掌，我估计江青不一定，她没有鼓掌，但是她没话说了，这个审查也是她请来这些人啊，我不能去请这么大的高级领导人物，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么一鼓掌，通过了。她再想说了，也无话可说了。所以这个当时没有意见的争论。

谢铁骊先后导演拍摄了《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杜鹃山》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八部“样板戏”他拍了五部。在拍摄《红色娘子军》的过程中，谢导和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发生了冲突。

　　谢：《红色娘子军》呢，导演原来是潘文展跟傅清，看的是，在拍摄中间，拍第一场就有矛盾，因为刘晋堂是主要角色，他是已经是文化部的副部长了，还是文艺小组的，反正他是江青她们一起那个小团，亲信，就不买导演的帐，他甚至，这个镜头为什么不给我，怎么老给他。导演讲说，我们为了连着拍的方便，到时候把他的镜头多拍一点，然后回到你才来，他就不理解这个，好像是应该按顺序，是不是，而且我的镜头还近，而且我的镜头要多，这么来的。这个矛盾就反映到江青那了。江青一看样片也不满意，说好吧，把谢铁骊请来到那个组里。这个时候戏刚完，我们这个时候才到《红色娘子军》芭蕾舞这个戏中间。这个景是搭在一个空的一个工厂，一个厂棚里边就拍。关于这个拍，我跟刘晋堂还发生过冲突。

　　鲁豫：他对您提什么要求了？

　　谢：他镜头要都给他，我好好给他解释，我说你没有戏的时候，我镜头给你，你不很僵吗，是不是啊，镜头避过去的，应该对你是有好处，他不理解，有时候就跟我吵，他当然是我们领导啊，当然有那个，不过我也没在乎他。就这么坚持就拍下来了。拍下来后来，就这么过了。他不能再三拍《红色娘子军》吧。

　　在江青的文化专制制度之下，电影导演的职能范围被限制得极为狭小，在拍摄样板戏的过程中导演丝毫感受不到创作带来的乐趣。在同一个摄影棚下，样板团的和电影厂的工作人员所受的待遇截然不同，连伙食条件都不一样。

　　谢：样板团人家伙食待遇一个样，我们的伙食呢，比人家差两三档，就这个情况。

　　鲁豫：在同一个剧组里面是这样。

　　谢：就在棚里，中午送饭不能离开棚吃饭啊，我们送的馒头，稀饭，有一个什么炒肉丝，还有咸菜，就这个，人家那个可好了，那个李立方真不错，他说我爱喝你们稀饭，我这个你们吃。后来啊，这谁不是反映上去，到江青那，后来江青就跟军宣队的负责人讲，他们导演那么些人你也需要给他们多加一点高蛋白啊。回来了，回来以后每人给我们每顿加两个鸡蛋。他把高蛋白认为就是鸡蛋，就这个，没有吃多久，照明工人什么提意见，他们要高蛋白，我们劳动这么大怎么就不要高蛋白呢？后来军宣队一考虑呀，算了，算了，给我们打招呼，你们也不要吃了，我们说可以，不吃，不吃。就为了这个高蛋白，弄得工人不满意。

　　让谢导感到欣慰的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都没有停止电影工作，与其他仍然关押在“牛棚”里、被耽误了整整十年的艺术家相比，谢导还是幸运的。而且，当年的样板戏在江青的扶持下，拍摄的条件非常优越。

　　谢：我们已经都摸着规律了，都是按照我仰敌俯，都按这个规律来了，她（江青）就说不出话来了。后来的意见呢，什么服装上啊，包括杨子荣的帽子了什么，她也都提，提好办，马上到军委后勤部，赶快定做。那个时候好家伙，拍电影条件，那真是，你要什么给你什么条件，你比如说我拍这个，《杜鹃山》，要竹子，它有竹林，这个竹子要弄竹竿绑，竹叶，那难绑，不像那个竹叶它这么个面，那怎么弄呢，后来我就提出这样的，江青当时马上就跟总参谋长下命令，你们到南方弄一批竹子来，能够栽活的，没过一个礼拜，这个竹子连根包着土，一批竹子就运到北影。

　　鲁豫：从哪运过来的呀？

　　谢：它好像从江西，江西运过来的。那时候要什么条件有什么条件啊。所以你没办法你说你拍不好，我要什么给你什么，你们还拍不好。那时候权力也大。

　　鲁豫：从《早春二月》开始，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影坛绝大部分有争议的影片，都是谢导的作品。不过从外表看，谢导是个很平和的人，没有那种艺术家应有的桀骜不驯，但在骨子里面，他就是个艺术家，宁可承受巨大的压力，也要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

　　1970年，文艺界开始清查516分子，拍摄样板戏的主创人员也遭到怀疑，被下放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1971年5月20日，谢铁骊、成荫、钱江联名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反映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故事片的迫切要求。报告得到了总理的支持，1973年元旦，周恩来批评了7年没有故事片的“大缺陷”，要求在3年之内把这个空白填上。

　　鲁豫：在文革当中，因为拍样板戏，您也没有再受到过什么冲击吧？

　　谢：没有，就是下放到二七机电厂。这时候工人跟我们谈话，说样板戏果然不错，怎么一部故事片没有呢，我们想看故事片，就是工人都跟我们讲这个。于是我们联名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

　　鲁豫：联名写信的内容是什么？

　　谢：就说我们，首先说，我们在二七机电厂，接受了工人阶级对我们的亲切的教育，我们受益匪浅，但是我们在闲聊中间好多工人同志反映，当然样板戏他们看了，是非常好，但是呢，就是现在没有故事片，是不是能再拍一点故事片，当时我们不能反映说样板戏不好了，是不是，哎，这么送上去了。

　　鲁豫：也就是说在拍样板戏的过程当中，自己心里面还是想着我能不能再搞一个本子拍点什么我想拍的东西？

　　谢：那时候当然想了，尤其听到工人反映的意见以后，当然我就想了。所以我女儿在中学，她看了这个叫《海岛女民兵》，给我看，我一看还行，我就把它改出来了。

　　鲁豫：那个故事什么地方吸引您，让您想拍这个电影？

　　谢：不是要拍故事片吗，我一看《海岛女民兵》，里头有女民兵，而且保卫我们边疆的。那时候当然也有在台湾的这个变相的考虑，那时候台湾不是要反共大陆，有这方面的考虑。

　　由于当时谢导被样板戏的政治任务缠身，无法亲自拍摄《海霞》，在改编了剧本之后，他请林子风来执导该片。但在当时军宣队的管制下，林子风黑帮导演的？身份无法正常工作。1974年年初，这部电影经过林子风、陈怀皑、王好为三个导演的更换后终于制作完成。在审查过程中《海霞》屡遭挫折，当时的文化部指出，电影违背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要求北影厂从方向、路线的高度加以认识。谢导又因为电影陷入了困境之中。

　　谢：这个片子在审查中间呢，就是主要当时于（于会泳）、浩（钱浩亮）、刘（刘庆棠）认为违背了三突出的原则。敌我双方要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间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就是三突出。你看举个例子，这个地方笑话了，我和他们辩论，他说，海霞，小海霞挑水上山给解放军喝水，那个炮弹打过来了，末了那个解放军指导员去掩护了海霞，这不贬低海霞了吗，突出指导员了吗？

　　鲁豫：两个都是正面人物呀。

　　谢：他不是还要，突出英雄人物要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我就对不起，我就跟他辩论了，我说难道海霞挑水上山碰到炮弹她去趴到指导员身上去掩护指导员，能可能吗。反正他们也没有话说，反正就认定你违背了三突出。

　　鲁豫：这是一点，还有呢？

　　谢：还有就是这个违背群众…，怎么你解放军你到人家海霞家来一口菜饭你给人都吃了？

　　鲁豫：不是把米饭，就是把米饭给…

　　谢：就是啊，吃了以后人家就是为了海霞家好，自己那个班的整个米饭打来，给海霞，他们就把他那个那种菜汤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给吃了。他们说这种不行。这，我就说无理取闹了吧。反正后来呀，越拔越高了，后来就把海霞拔高成了文艺黑线回潮，因为他们不是没看故事片，没有这个经验啊，他看样板戏弄惯了，在这点上，我虽然是编剧，但是我是挺出来跟他们干的，尽管有那几个导演，当然稍批他们一下，但是主要针对着我。批斗我就不让。不让他们大概就汇报到江青那。江青她也没看片子，当然相信他们了，估计谢铁骊拍过大毒草，你说他黑线回潮那是可能的，是不是啊。后来我就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把这个前后经过写了一封信，这个信我是让王霞，她直接向国务院信访办送的。信访办送了以后，总理就要调片子看，总理把片子调去以后，他因为身体不好，他一共看两回，看两天，一天看一半，那个医生不让他那么看，他那个病着呢，才看完。看完总理感觉这有什么问题呀，没有什么问题呀，他后来就推荐了几个老帅看了，让叶帅，让朱总，让他们都看。他们看了说，这个片子有什么问题呀，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好了，这个传到四人帮耳朵里了，这么一弄江青原来还没有火，这下火了。火在哪呢，这个谢铁骊忘恩负义，啊，跑到那边去了，我是后来听说了。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哪一边对哪一边啊，我只是为了这个《海霞》。

　　由于周恩来夫妇和几位老帅在看过这部影片后都表示认可，中南海里，掀起了一股的《海霞》热，这种情形激怒了江青，她诬指该片基调很坏，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要对创作人员严加查处。《海霞》的争议竟然上升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来讨论。

　　谢：这个时候呢，邓小平同志呢，又出山了，担任了副总理，出山了。后来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经过邓立群，胡桥末，最后转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把这封信交给了主席，主席批了，让中央政治局你们研究。在这个情况下，小平同志就召开在京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会议，看《海霞》的两部片子，为什么有两部呢，第一个版本被批了，我们自己后来感觉有些艺术上，剪辑上不满意，我们自己就跟她（江青）说，好好，我们修改，其实我们修改没有修改她提的，是修改我们自己不满意的地方。看了以后小平同志说，你们都回去吧，这个我们要讨论一下，后来讨论了，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通知我，说，研究决定《海霞》按你们修改稿再圈过上演。这不就行了吗。后来江青她也没有话说了，在哪里开始刁难呢，印这个拷贝用的胶片，她用胶片用的“代代红”，用拷贝，后来我跟钱江说，这个不行，就跟小平同志又写了简单一封信。简单一封信后来一看，小平同志他自己不能自己处理胶片问题，他把这个信就转给江青了，江青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只好就通知文化部，让他们用外国胶片用吧，就用了柯达伊斯曼的正片，才印的拷贝。这个印后呢，事情就告一段落了吧，以为没事了吧，不久，就又召开“大寨”会议，这个“大寨”会议没有让我去，也没有让钱江去，在这次会议上，后来才知道提出了对邓小平同志的批评。

　　在“大寨”会议上，因为邓小平对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的看法遭到批评，而曾经被邓小平支持的电影《海霞》以及创作人员均受到牵连。1976年年初，江青又把《海霞》拎出来，视为文化部的“右倾翻案风典型事件”，声称必须追查“风源”。

　　谢：不久，把邓小平同志就拉下来了，就拉下来了。拉下来这个时候啊，好了，就回过头来围攻我了。当时我住在厂里，把电话整个切断了，外边人有流动哨在看着，每天让我去上，叫学习班吧，让我反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跟毛主席写信，你什么内容，你如果有底稿，把底稿交出来，是吧，我一考虑，他们为什么在这个上做文章呢，因为这个毕竟写给毛主席这封信呢，他们这个内容啊，早就知道，早就知道了，但是当时党内还有一条纪律呢，跟毛主席的上诉信件，不能你随便拿过来批的。因此她没有办法，她要我说出来，或者我交出底稿来，她按这个逐条地反驳，加上一看群众怎么怎么，这样来推翻我的意见。我就死咬着，我说底稿我早就焚毁了，我说你叫我想我想不起来，而且我跟主席这封信很重要的，我要想说错了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我就把它搪塞过去了，怎么给我问这个信，我就是不说，底稿就是没有，她也没办法了，没办法。这回就是刘晋堂，钱浩亮到北影来，开动员大会，让大家批大字报，要批，那个时候还没公开提出邓小平，批这个领导人，又覆灭了，接着又批评谢某人，以示跟他在一条板凳上，这么批。老实讲，在这个中间，好一些人劝我，说你赶快和江青写一个检讨，就可以审视了嘛。
　　谢：我当时也固执，我说我没有错嘛，我检讨什么呀，所以我这个信坚决就没写。现在我回想起来，我老伴儿以前，说当时你要写了，也许还真能把你放过去，但是后来你就完蛋了。

　　鲁豫：不如咬碎牙，把该吃的苦先吃了。

　　谢：对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老实讲，我们的确无意识，四人帮上层的政治斗争我们不了解，只感觉有些不对头，我跟他们争的完全是《海霞》这个剧本，这个戏的本身。

　　鲁豫：《海霞》只是在那样一个比较微妙的政治时刻，被人用作一个武器来…对方而已。

　　谢：对了，卷入了一个大的政治斗争里面，卷进去了。

　　1976年10月6日晚，江青等人在中南海被逮捕，“四人帮”就此倒台。这一系列围绕电影《海霞》展开的政治斗争，前后持续了一年八个月，成为文革时期的重要事件之一。谢铁骊也因“四人帮”的倒台而躲过了一场劫难。

　　谢：如果四人帮不倒，再晚一个礼拜，文化部要遭一个全部的批斗大会，要批斗我们这几个人，批斗以后呢，把我们逮捕起来，一个就是进监狱，一个就是进北大荒。

　　鲁豫：估计把您会弄到秦城还是北大荒？

　　谢：估计会北大荒，那我自己都有准备了，我们家里，我们都准备了去北大荒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鲁豫：你们当时家里面行李都已经准备了，都已经捆好了。

　　谢：我准备，我看样子我们只有去北大荒了这条路了，我们就准备吧。就准备一点行李呀，一点棉衣，那时候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鲁豫：就等着最后那一刻来了。

　　谢：哎，等着那一刻。

　　鲁豫：结果呢？

　　谢：结果没到开我批斗会的时候，把四人帮逮捕了。就差一个礼拜左右。那天晚上啊，忽然谈钢琴的那个，刘士昆，刘士昆到我家去了，告诉我四人帮被逮捕了。哎呀，这下这个心这块石头落地了，那我北大荒就不要去了。

　　鲁豫：也就是说四人帮一粉碎，对于《海霞》的批判也就立刻就结束了。

　　谢：那当然就结束了。我的罪名，我们全组的罪名，都没有了，就都没有了。有人开玩笑，说你跟四人帮那趟火车是人家一脚把你踹下来的，还有人正在把我踹下的时候，在这班车上呢上车了。

　　文革结束后，谢导又导演了《知音》、《今夜星光灿烂》、《红楼梦》等等许多优秀作品，在影片的审查过程中，仍然免不了有很多争议，但是这并没有消弱这个年近8旬老导演的创作热情，直到现在，他仍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在职导演。

　　鲁豫：现在如果有一个特好的本子，您还会导演吗？

　　谢：我还可以，起码我用助手，得力一点。

　　鲁豫：现在回过头去看，拍电影拍了一辈子，虽然最开始搞电影并不是您自己主动去选择的，但拍这么多年，您觉得电影是您最热爱的吗？

　　谢：应该算热爱了。我也没有别的祈求，是不是啊，我也不想挣钱，我生活已经可以了，朱总理不是提出来叫我们拉动市场嘛，不是我没有力量拉，没有东西好拉了，是不是呀，你说电视，好好三十几寸的电视我也不能随便淘汰，它是日本原装啊，别说别的，冰箱，录音机什么，我要什么，没有。穿衣服吧，咱们也没有，每天要换一件时装，干吗呢，我在家，对不起，这个我还是穿得稍微整齐，在家我这个，薄的羽绒棉裤一穿，里面穿个裤衩，光腿就行了。哎呀，你说麻烦，我们现在是怎么省事怎么好。

　　鲁豫：行，不过我们等着看您的那个新的电影。

　　谢：行，希望你们能等到。

　　鲁豫：肯定能等到。谢谢您，谢老，谢谢。

　　鲁豫：谢导不愧是导演，在采访现场，他常常忍不住要和编导、摄像提一些拍摄建议，告诉他们镜头可以如何运用，后期应该怎么样来编辑。这个时候我总是有一些感慨，我知道他对电影依然有着梦想。

谢铁骊，电影导演。江苏淮阴人。1940年入淮海军政干部学校学习。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文工团戏剧教员、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军文工团团长。
建国后，历任北京电影学校表演系副主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副团长，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导演、导演，中国影协第二届常务理事、第三届副主席，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是第五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六届理事会主席，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中国影视音像交流协会会长。执导多部电影作品，为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

电影作品

《无名岛》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暴风骤雨》196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黑白片
《早春二月》原著：柔石 改编：谢铁骊
196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千万不要忘记》196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智取威虎山》197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红色娘子军》197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导演：潘文展、傅杰   注：实际拍摄主要为谢铁骊导演
《龙江颂》197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海港》197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导演：谢铁骊、谢晋
《杜鹃山》197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大河奔流》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导演：谢铁骊、陈怀皑
《今夜星光灿烂》198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知音》198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导演：谢铁骊、陈怀皑、巴鸿
《清水湾淡水湾/清水湾，淡水湾》198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原著：姜滇 改编：谢铁骊
导演：谢铁骊、陈怀皑
《红楼梦》198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原著：曹雪芹       改编：谢铁骊、谢逢松
总导演：谢铁骊   导演：赵元
《古墓荒斋》199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原著：蒲松龄  改编：谢铁骊、谢逢松
《月落玉长河》199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香港康大影业有限公司，彩色片
总导演：谢铁骊   导演：赵元
《天网》199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原著：张平  改编：谢铁骊、高振河
导演：谢铁骊、邱中义
《金秋桂花迟》199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原著：郁达夫        编剧：谢铁骊
总导演：谢铁骊    导演：杜民

编剧的电影
《海霞》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编剧：谢铁骊  导演：钱江、陈怀皑、王好为
《包氏父子》198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片
原著：张天翼 改编：谢铁骊

所获奖项
1900年《红楼梦》获第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2005年，个人获第14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现任：中国影协第七届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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